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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我的工资折合人民币七百多。”她说这话时，语气里有一种精确的淡然。这数字像是精心校准过的——高到足以向外国人展示“朝鲜导游”这一职业的体面，却又低到不至于引发不必要的追问。

　　小李的七百元工资并不完全在工资单上体现。其中一部分以“补助”形式发放：每月20公斤的优质大米配额（普通工人是15公斤）、1升大豆油（普通工人0.5升）、平壤“核心区”的住房配额。她带团时穿的民族服装由国家提供，干洗费用由单位报销。这些隐形福利如果换算成市场价，她的实际收入可能达到账面数字的三倍。

　　但更珍贵的不是这些。作为涉外导游，小李拥有“接触权”——她能合法地与外宾交谈、接受小礼物、进入专供外国人的商店。她的兰蔻粉底液就来自一位中国客人赠送的礼物，这种“礼物经济”在朝鲜构成了一套并行的流通体系。

　　在平壤第一百货商店，商品柜台上立着两种价格牌：一种用朝元标价，仅供展示；另一种用美元或人民币标价，这才是实际交易价格。一件中国产的毛衣标价“45元”，这“元”是人民币单位——相当于平壤普通工人月薪的八分之一。

　　商店二楼的外汇专柜更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剧场。货架上的日本电饭煲售价180美元，德国巧克力每盒12美元，法国香水价格标签被小心翼翼地遮挡着。能在这里购物的，除了外宾，只有持有“外汇券”的特殊阶层。

　　小李偶尔会来这里。她用攒了三个月的“特殊津贴”，为即将到来的母亲生日买了一条中国产的丝巾——标价38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260元。这相当于她名义月薪的三分之一，但她知道，在普通朝鲜人生活的“朝元经济区”，这笔钱可以支付一个家庭半年的房租。

　　走出商店，街道上的物价呈现另一套逻辑。街头小摊一碗冷面售价5000朝元，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35元，按黑市汇率则只有5元。摊主老太太数钱的动作很慢，她更愿意接受中国游客直接支付的人民币——那些纸币在她手中会被小心地压平，藏进贴身的内袋。

　　“二十万工分”——小李提到的这个数字，在朝鲜农村是一张完全不同的价格牌。

　　在黄海北道的一个合作农场，村民金成日的记账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工分：插秧一天8分，除草一天6分，收割一天10分。他去年总共积累了18540分，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。

　　秋收后，农场会计开始进行复杂的换算：首先扣除国家征收的“爱国粮”，剩余部分中30%留作集体储备，剩下70%按工分分配。金成日的18540分换来了820公斤玉米、310公斤土豆和45公斤白菜。如果按平壤农民市场的价格计算，这些粮食价值约合人民币2800元——但在他生活的世界里，这些从来不会变成现金。

　　他的现金收入来自三只母鸡下的蛋（每月能卖60个，每个0.5元人民币）、自留地种的辣椒（晒干后卖给收购商，年收入约200元）、还有儿子在部队服役寄回的“战士津贴”（每月约合30元人民币）。

　　金成日不知道的是，他的18540工分如果按官方宣传的“最高二十万工分”标准衡量，只达到9.27%。这个数字游戏的精妙之处在于：它设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理想标杆，让每个劳动者都能看到遥远的“上限”，却永远生活在现实的“下限”。

　　“我男朋友在政府单位上班，父母都是干部。”这句话翻译成朝鲜的社会经济语言意味着：他拥有平壤核心区的户口、未来可能分配到9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、子女能进入“第一中学”就读、家庭享受一级医疗待遇。

　　户口价值：平壤核心区平壤郊区道府城市郡城农村

　　职业分数：党政机关军队重点企业普通企业服务行业

　　家庭背景权重：革命家后代干部子女军人家庭工人家庭农民家庭

　　小李的综合得分很高：平壤核心区户口+外国语大学学历+涉外工作+干部家庭背景。按照这套系统，她“应该”匹配的对象评分至少在85分以上（满分100）。她的男朋友得分为88分——政府单位科级干部，父亲是部门副局长，母亲是大学教授。

　　普通工人的子女呢？如果一个人在平壤纺织厂工作（职业分数60），父母是退休工人（家庭背景权重65），住在平壤边缘的旧公寓（户口价值70），他的综合评分可能只有65分。在婚姻市场上，他只能寻找评分相近的对象。跨越15分以上的婚姻，在朝鲜社会会被视为“异常”。

　　以电力为例：平壤核心区家庭每月有100度免费额度，超出部分按每度0.05元人民币收费——这只是象征性的。而在农村，许多家庭根本没有接入国家电网，他们用太阳能板积蓄的电能仅够点亮一盏LED灯和给手机充电。

　　医疗的价格更加隐晦。在平壤的红十字医院，挂号费折合人民币0.3元，看似极低。但如果需要某些特殊药品或进口医疗器械，患者家属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——可能是用外汇购买，也可能是用几瓶中国产白酒与医生“交换”。

　　教育则是最典型的隐性分层。平壤“第一中学”的学生每年享受的隐性补贴超过2000元人民币：优质师资、实验室设备、课外活动资源。而农村学校的同等拨款可能不足200元。这种差距不会出现在任何收费单据上，却决定了孩子们未来的“人生定价”。

　　表面上是国家计委的工资标准表：大学教授月薪500元，医生450元，工程师400元，工人350元……但实际运行中，有三个并行系统：

　　外汇定价系统：用美元/人民币标价，覆盖进口商品和奢侈品，与国际市场部分接轨。

　　小李生活在三个系统的交界处：她的基本工资按官方系统计算，她的兰蔻粉底来自人情系统，她购物时使用的外汇券属于外汇系统。

　　而在农村，金成日几乎只接触官方系统——工分换粮食。偶尔，儿子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包中国产饼干，会短暂地将他带入人情系统的边缘：他可以用这包饼干从村会计那里换来儿子探亲假的提前批准。

　　离开朝鲜那天，小李送我们到边境。她从包里拿出一小盒包装精美的“春香牌”化妆品，说是送给我的礼物。“这是我们朝鲜最好的化妆品。”她笑着说，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骄傲。

　　我后来打开那盒化妆品，发现包装异常精美——烫金的字体，丝绒的内衬，比我在平壤商店看到的同类产品精致得多。也许这是“外宾专用版”，也许这是小李特意准备的。无论如何，这份礼物本身就是一个精致的包装：它包装了一个国家想要展示的形象，包装了一个女孩想要呈现的面貌，也包装了那些无法直接言说的真实。

　　火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，我望向窗外。朝鲜那一侧，田地里有人影在劳作；中国这一侧，高楼上的广告牌闪烁着各种价格：楼盘每平方米8000元，汽车首付3万元，手机月费套餐128元……

　　小李的兰蔻粉底不仅是一盒化妆品，更是她在社会坐标中的位置标识；农民的二十万工分不仅是一种收入计算方式，更是他们被固定在生产关系中的刻度；而平壤与农村之间的那道无形边界，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“价格牌”——它标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，却永远没有明确的标价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