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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现实底色并能对社会议题积极发声的电影，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。然而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，现实题材的电影似乎需要经过商业化的改造才能赢得观众青睐。这种改造有几种常见的策略：强化现实冲突以增强戏剧性，通过多重反转增加情节的曲折性，囊括社会各个阶层以保证人物谱系的广泛辐射面，通过制造煽情时刻调动观众的情绪反应。如前不久上映的电影《恶意》正是通过娴熟的艺术操纵手段，对题材进行锻造与加工，既保留社会话题的讨论空间，又满足商业电影的娱乐需求。当然，这种多方平衡背后，左支右绌，力不从心，破绽百出的现象必然如影相随。

　　现实主义创作以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为载体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与本质把握。商业电影则需通过提纯现实矛盾、强化戏剧张力，以紧凑的叙事节奏和激烈的冲突设计，迅速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。一些粗劣的商业电影，更是没有耐心对事件进行徐徐酝酿与层层铺垫，甚至没有时间去勾勒人物的成长经历、教育背景、家庭结构等信息，而是会单刀直入地进入情节的发展阶段，并通过“爆点”“爽点”“泪点”“笑点”的精心编排，将观众牢牢地控制在创作者手中。

　　《恶意》的开场便很具吸引力：通过手持摄影的纪实风格，在不规则构图中营造出令人不安的危险气息。当两个人影从天台先后坠落，伴随着角色撕心裂肺的哭喊与“护士杀人”的指控，观众瞬间被抛入一个充满悬念的旋涡。这种处理方式堪称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拿手好戏，它省略了必要的背景介绍，转而通过缜密的“算法式”叙事，精准把控观众的好奇心与解谜欲望。之后，情节犹如一辆高速运转的过山车，案件在观众眼前经历了多重反转。这种密集的反转虽然“戏味十足”，但也表明影片只迷恋情节的跌宕起伏，却无视人物塑造的基本要求。

　　为了使叙事如疾风骤雨般推进，《恶意》中的人物成为情节的提线木偶，只服务于情节发展，而不强求观众对人物产生感情。以资深媒体人叶攀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为例，他们完全沦为驱动剧情的工具人，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。影片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工业化特征，仿佛按照某种悬疑类型片的标准化模板组装而成。创作者先确定了情节走向，再根据需要随时安插功能性人物展开剧情。因此，影片虽然披着现实主义的外衣，实则充满人工斧凿的痕迹。

　　又如取材于真实事件的《八角笼中》（2023年），虽被视为现实主义电影的类型化突围，但也在群像塑造上显露出工具化的痕迹。为凸显主角向腾辉的救赎主线，影片将孤儿们简化为“需要被拯救的符号”，导致部分角色如同算法预设的“苦难符号”，仅服务于“底层逆袭”的情节公式，而失去了生命力。要知道，现实主义的核心在于对人性与社会肌理的深刻洞察，当人物被剧情所摆布，丧失自主性时，再真实的事件也会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　　优秀的电影创作确实需要“主题先行”，即先确立主题思想，才能为情节铺陈和人物塑造提供衡量标准，确保影片叙事的完整性与统一性。然而，高明的编剧都懂得一个艺术要诀：“倾向性”必须通过情节的自然发展和场景的生动呈现来流露，而非让人物异化为生硬的说教工具。

　　2023年的《不止不休》中，报社实习记者韩东在一次调查报道中，接触到庞大而沉默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人群，决定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们。但是，为了对应“反对歧视”的主题，影片常常将角色异化为主题的传声筒。同样，《恶意》为保证主题表达的强度，不惜让叶攀成为行走的主题宣讲机。为向观众强调“网络暴力如何扭曲真相，制造悲剧”这一主旨，影片为叶攀安排了两场大学授课的戏份，进行直接的宣讲。这种直白的切题方式以及学术化的表达，看似深化了主题探讨，实则缺少艺术感染力，让人物沦为传播观点的播放器。当现实思考无法从人物的生存困境中自然生长出来，影片的主题表达已经棋差一着。

　　事实上，说教式的创作正是当下算法时代的通病：编剧团队先对主题进行拆分，然后像做填空题一样，在不同情节节点插入一个分论点。这种流水线作业虽然能产出主题明确的“合格产品”，但整部电影就像是一堂说教课，失去了艺术作品应有的韵味和想象空间。

　　当创作者对算法数据过度依赖，还会导致角色塑造陷入一种“精准迎合”的困境。为了匹配观众群体所谓的“主流偏好”，人物会被刻意赋予特定年龄段、学历、地域或消费习惯等标签。当观众为这些角色动容时，殊不知这些形象本身就是根据他们的喜好反向定制的产物。

　　这样的创作方式，使得银幕人物虽然披着现实的外衣，却始终被困在创作者精心划定的安全区内，难以触及真实世界中更广阔、更复杂的生存图景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些人物的观点和立场，很可能只是观众自身阶层和生活圈子的投射，而非对现实社会多元声音的真实呈现。电影作为反映时代的镜子，若只照见观众想看到的部分，其现实意义难免大打折扣。

　　在AI技术的辅助下，剧本开发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。人们只需提供一个简单构思，人工智能就能生成完整的大纲，再结合算法分析，可以精准测算观众喜好，为影片添加恰到好处的笑料、泪点和情节转折。只是，当艺术创作变成一门可计算、可预测的科学，必然面临着失去个性和灵魂的风险。

　　2012年，陈凯歌导演的《搜索》敏锐地捕捉了“人肉搜索”这一新兴社会热点。尽管，影片后半段陷入了爱情叙事的窠臼，但其对网络暴力的批判仍展现出难能可贵的现实力度。十年后，《保你平安》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控诉了“造黄谣”的社会危害，在嬉笑怒骂间完成了严肃的社会叩问。2023年的《热搜》则陷入了“议程设置”的创作陷阱，为了突出主题而简化现实逻辑，让情节发展有想当然的轻浮。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虽然参差不齐，但都折射出现实题材创作面临的困境：如何在保证戏剧性的同时，不失对现实真实性与人物复杂性的尊重。

　　在算法主导的快餐文化时代，《恶意》试图通过一桩抗癌女网红自杀事件，对当代社会进行全景式扫描：从普通百姓到医疗系统，从执法机构到自媒体生态，各类社会角色轮番登场，进行各异的人性表演。影片试图通过增加角色数量来拓宽社会观察的视野，堆砌更多的职业身份来拼凑完整的社会现实。然而，走马灯式的人物轮转不仅稀释了叙事焦点，更让每个角色都沦为浮光掠影的社会符号。这就导致影片虽有良好的初衷，试图控诉网络媒体和网民如何因信息偏差、个人偏好、情绪宣泄、流量变现等因素，歪曲真相，制造对立，甚至不负责任地对个体施加语言暴力和精神攻击，但是，影片给人一种感觉，它其实迷恋于那个制造网络狂欢和现实悲剧的过程，甚至知道观众也陶醉于这种情绪大起大落的巅峰体验，只是在游戏快结束时，才匆忙奉上正能量的主题快餐。

　　当然，《恶意》对于某类社会现象毕竟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和人性剖析，这是不容忽视的成就。相比之下，2023年的《消失的她》和《孤注一掷》更热衷于追求“表面刺激”。这两部影片让观众看到了某些社会病症：网络诈骗和家庭矛盾，以及由这种病症所带来的奇观性场面。但这两部影片最后只提供理想化或者想象中的得救之道，并不鼓励观众对现实进行严肃深入的社会思考。换言之，它们缺少反映现实的真诚感和责任心，而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意味，将社会热点话题作为卖点，对“现实”进行包装、改造和虚化，将恐惧、焦虑、好奇作为撩拨观众观影冲动的兴奋点。尤其是《消失的她》，虽然共情于女性对于婚姻的焦虑，但影片解决性别对立的方式过于“传奇”，甚至到了“神奇”的地步。

　　在算法的强势主导下，电影创作正面临一种隐形的自我审查：小众题材被边缘化，复杂议题被刻意回避，银幕上呈现的“现实”越来越像经过精心过滤的舒适区。那些真正刺痛人心的社会话题，那些无法简单归类的生命体验，都在数据的筛选中悄然消失。而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，恰恰需要直面生活的荒诞与矛盾，敢于将镜头对准主流视野之外的角落。它不仅要呈现世界的复杂性，更要承担起揭示被遮蔽真相的责任，这正是现实主义最珍贵的锋芒。

　　借助算法技术，打造出紧绷的高密度叙事，通过快速反转和真相的层层揭露，给观众带来持续的情绪震荡。这种创作模式在商业上或许能获得成功，但其付出的艺术代价不容忽视。当创作者不再深入生活调查、不再精心塑造人物、不再讲究情节铺垫，而是执迷于算法推测“观众可能会喜欢什么”，电影就沦为精准的情绪投喂机器。这样的作品表面看起来工整规范，实际上缺失了艺术创作最宝贵的独特性和真诚感。